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80年代毕业生的碰壁经验,卖猪肉怎么啦!

　　曾经，“北大学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新闻丢了百年名校的脸，撕扯着其掌门人许智宏校长的心。记者们穷追不舍，连人代会都不放过，很快成为会场热议的话题。许校长不厌其烦：“卖猪肉怎么啦?北大学生既能够当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做普通劳动者!”话虽如此，我这位百年名校的门徒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学校一班人心中无底，于是委托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王鸿信等人前往探望，表示愿意尽可能为落难门徒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热度逐渐冷却，大学生就业形势却益发严峻。改变期望值，转变就业观念，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先决条件。北大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陈永利电话联系到我：“陆学兄，最近情况如何?学校想请你回来与学弟学妹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创业心得。”我扑哧一声笑了：“我这也算创业，陈主任是开玩笑还是拿我开涮?”在长安，我是妇孺皆知的大名人。老师教育学生要刻苦努力，将来考取国家211、985大学，学生回敬：“211、985算个鸟，北大毕业不是照样卖猪肉?”家长教育孩子要发奋读书，将来成名成家，有个光彩的归宿，孩子反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卖葱儿卖蒜。读书顶个屁用，人家阿毛阿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还不照样升大官发大财?”连我的父亲都说：“不上北大，咱照样能卖肉么。”自己混得灰头土脸，害得一家老小都颜面无光，何苦再回北大丢人现眼，遂婉拒了陈主任的邀请。

　　后来，许校长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考察调研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途经西安时，专门约见我，再次邀请我回北大。我不识抬举，以同样的理由拒绝。稍后，许校长到深圳出差，约见了北大另一位猪肉佬——我的师兄陈生——两人交流轻松而愉快，师兄同许校长约定适当的时候回北大，与师弟师妹分享创业的苦与乐。

　　再后来，许校长再赴广东，住在陈师兄创办的扁鹊兄弟国医馆，正式向陈师兄发出回北大演讲的邀请，并且希望陈师兄能做通我的工作，一同前往。“这个包在我身上，拽也要把他拽去!”陈师兄拍了胸脯，随后电话联系我。我很为难，一方面，德高望重的许校长三番五次相邀，盛情难却，师兄又是我老板，却之不恭，双方颜面都须留住;另一方面，自己为生计所迫，操刀卖肉，歪打正着，撞上个“名人”，并非光宗耀祖之事，实在是愧对江东父老，更不可在学弟学妹面前自以为是，指手画脚。故而迟疑未决。

　　不久，陈师兄来到西安，考察西安市场的同时，再做我的工作。最后，我俩一起飞往北京，登上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

　　说老实话，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与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为业界佼佼者、行业之楷模、时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彦宏、张泉灵，他们为北大争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荣誉与骄傲!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我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给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借鉴。

　　20多年前，怀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憧憬，我从陕西一个边远农村，踏上北京这块热土，在北大中文系度过快乐幸福甚至是幸运的四年时光。之所以这么说，是作为农家子弟，终于跳出了“农门”，没有了贫瘠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凄苦，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有的是鸟语花香，书声琅琅。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为我们是统招生，国家负责分配，只要拿到毕业证，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端起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伴随着80年代末的动荡，我们戴上了学士帽。经过风暴的考验，霉运也考验我们来啦。先是无休无止的学习、反思、写心得，接着一个个同学被用人单位退回，最后发回原籍，接收劳动锻炼。这样，一纸派遣证，我也毫无例外地被发配至我家乡——陕西省长安县——一个透着古铜色气息的名字。

　　大家知道，古长安即今西安，现长安当时是一个市辖县，后来才撤县设区。古长安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周、秦、汉、唐13个王朝定都长安，曾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中国有句古话“穷不过三代，富亦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辉煌迟早会走向衰落，大清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安，乃至陕西，曾经的辉煌都已化为历史，尘封起来。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鲁迅笔下的阿Q，老是吹嘘祖上如何有钱，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当然，我无意贬低故乡，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小地方缺乏人才，从而重视人才。事实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闭，裙带关系愈严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个部门，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一枝随风飘摇的浮萍很难扎根。在此，作为过来人，给学弟学妹们第一条忠告：干事业到大都市，在那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人事关系相对简单，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混生活到小地方，这儿交通方便，房价不高，生活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