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00位嘉兴农民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江苏和浙江污水排放问题）(3)

　　江浙两省边界如同中越边界，两省有一界桥，省界就在桥面当中，江苏那边送国家环保局长到浙江，走到桥的一半立即撤回，由浙江人等在省界线那边接应。气氛可想而知。

　　1995年7月，浙江省环保局副局长张鸿铭带着一批浙江高官从嘉兴乘船沿污染河北上，至盛泽检查，盛泽人一见浙江人进闸，立即放下闸门“让伊吃吃苦头，臭气好好地熏一熏”，堂堂副局长被关了两个小时才放行。

　　正是这次探察，嘉兴环保局才发现原来在盛泽决心发展印染工业前，已做好了精心准备，整个盛泽镇被土围包围，并在河系上设多个闸门，这样污水只会流向嘉兴，而一旦河水倒灌，盛泽就放下闸门，拒污于省外。这样精心的设计，使太湖流入的水源在盛泽境内西部是三类水——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污染后流入嘉兴的就变劣于五类水五——十一倍的水。而国家环保法规定“五类水人畜不得饮用。”

　　这是什么样的水呢?浇菜菜死的毒水。这类水别说洗衣服，衣服发硬发黄，洗衣的人，腿脚溃烂，连浇地，水稻都长不出苗。“当时上百万亩的田地失去农业用水。”嘉兴秀洲区环保局长回忆。

　　五年的发展，盛泽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内最大的印染基地，仅盛泽官方统计的印染行业年产值达10亿，镇财政年收入2.2亿，成为一方富乡。而嘉兴累积渔业损失5000万元，不仅众多村庄必须行船十里才能取到饮用水，而且古名“禾兴”的粮仓嘉兴出现了本地人不吃本地米，本地鱼，开放的湖河(当地称外荡)中无鱼，无虾，连螺丝也死光，15万人生活在污水区。

　　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了!

　　1995年，未来的港监顾升荣还是一位普通渔场工人，他的老父亲承包了一片渔塘，三个网箱的草鱼，这是老人家养老的资本，白头发的老父亲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打草喂鱼。“带露水的草喂的鱼肥。”

　　4月6日那天，老父亲的梦在一个早晨破灭了。晚上1点网箱浮起来了，黑水，全部是黑水，再用螺旋桨增氧也没有用了。4000斤大鱼浮在水面上。

　　“找他们算帐去!”顾升荣和邻居王光明红着眼睛把上百斤死鱼扔进拖拉机开进盛泽镇镇政府。

　　没多久，他们发现忍无可忍的两百名扶老携幼的嘉兴渔民不约而同挑着扁担，不少扁担一头挑的是死鱼，一头挑着被子，沿被污染的河步行北上，陆续赶来的渔民冲进镇政府，面对阻拦的盛泽公安分局副局长，老百姓说：“我们已准备好进号子，进号子只要吃饱肚皮就行了。”防线被冲垮了。此时盛泽镇政府已唱起空城记，渔民将死鱼倒进每个办公室，并在盛泽镇政府大院中堆了个死鱼山。

　　这次渔民总共死了20万斤鱼，他们带来的死鱼就有6千斤。恶臭弥漫开来。。。

　　不解决问题绝不回家。渔民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孩子，他们就地铺开了铺盖卷。“不许卖给浙江农民方便面，水和一切吃的东西。”盛泽政府通知镇里所有商店，想通过饥饿与断水吓退渔民。三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渔民们饿着肚子坚持着。睡在马路中间。

　　不料雨开始下了起来，渔民的头发全湿了，水流在嘴里，小孩哭了起来。当地江苏老百姓，终于看不下去了，纷纷给他们递伞，递饭。甚至街上的街坊让浙江人住进家里。两地老百姓一通气，原来江苏老百姓也受够了污染的苦，气也不打一处来。两地老百姓第一次这么团结。

　　经过三天二夜露宿。坚持到最后满身是泥的70位浙江渔民被请进了大礼堂。

　　盛泽政府看挨不过，终于出面来解决。

　　对此盛泽仅赔了200万，其中一百万拖了五年，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一百万，是在一次环保城市评审会议上，当时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称“一百万不到位，你们苏州评全国环保城市没戏。”这才吐了出来。

　　但这次民间行动让老百姓开始明白，只有行动，才能争取自己权利，这次行动也让几个湖面互不相识的老百姓开始认识了，也开始聚头了解自己社区的污染现状，并考虑对策与方法。这些网络以后都派上了用场。

　　地方保护原始积累

　　臭气冲天的死鱼山并没有惊醒盛泽镇领导。

　　1998年12月31日国务院采取了太湖污染治理的“零点行动”，嘉兴水质终于有半年的改善，绍兴金华等地148名珍珠民至嘉兴发展，每人投入少则十万多则上百万元。2001年4、8、9月三次盛泽方面的大污染又向渔民袭来，1万4千亩池塘全部受污，1200万只河蚌死亡，占总数三分之一，损失5600万。倾家荡产的渔民再次绝望了“我们是冲着零点行动来的，我们再也不会相信政府了!”仅养殖大户陈水棠已损失了23万，每天仍以2000只速度死亡。蒋森潮连珍珠带鱼损失136万。而虎啸荡丰收在望的四万斤鱼，只捞上了一百斤活鱼。

　　我们看到——绍兴灵芝乡白头鱼村的渔民吴志福跪在船上，伸手仰天痛哭“1000多万都扔在水里，这都是我们全村人的血汗钱，叫我们怎么回去交帐!往后日子怎么过?”绍兴钱小敏：“四户人家集资200万借给我们，两年，现在血本无归。”刚刚富裕的四户人家转眼又沦为赤贫。

　　148名珍珠养殖户，90名渔业工人全部参加了堵坝行动。当地最大的国营渔场董事长蒋国海拍着桌子：“是的，我也参加了，我即使不参加，愤怒的职工也会逼我的”，“如果不能治污，我们已算过了沉200只船堵京杭大运河。”

　　蒋说的实话——因为解决不了污染问题，渔民与职工曾冲进他的办公室砸光了茶杯与烟缸，把死鱼扔满了他的办公室。

　　这次污染根源仍是盛泽政府被发展冲昏了头脑，虽然盛泽1996年开始治污，兴建多个污水处理厂，却在其它城市对印染行业污水采取一级标准(COD100MG/L)时，自降标准为二级(COD180MG/L)，理由竟然是按行业标准，放到五类水中的污水源可以实行二级，全然不顾五类水正是印染企业自已多年排污造成的事实。结果别的城市印染企业治污达标1吨水要3元，在盛泽只要1元钱，被别的城市拒绝的印染企业纷纷到盛泽扎根。